神农架2007年第一次目击，“张野人”高调归来 张金星：我不是“周老虎第二” 2007年11月18日，湖北神农架林区温水居民王东一家三口以向导的身份，带着两名襄樊“越野e族湖北大队”的车友勘探越野自驾线路，在前往里叉河峡谷的途中目击了一大一小两个“野人”。中国科学探险协会下属神农架奇异动物综合科学考察队在林区政府的配合下，经过实地调查，获取了脚印、毛发以及目击者的口证，初步将目击动物认定为“类似人但不是人的未知动物”。 神农架林区宣传部新闻办主任罗永斌日前向记者表示，等毛发鉴定结果一出来，会将整个调查过程成文上报给中国科学探险协会，这一目击事件已经告一段落，各家媒体的随团记者纷纷撤离，结束了对此次事件的追踪报道。 然而，有一个人却坚定地认为“这事还没完”。 他就是在神农架苦苦寻觅“野人”1４年之久并因此而被称为“当代野人”的张金星，也就是在此次事件中偶遇目击者并将线索汇报给林区的神秘大胡子男子。此人的介入使得这一事件更加扑朔迷离。他在知情后的第一时间发短信给林区相关人员，却没有索要目击者的联系方式，也没有要求看现场，而是调头上山去做“更重要的事”。令人费解的是，貌似不以此为然的张金星三天后又匆忙下山，赫然出现在调查小组的名单上，而多年来，此人与协会一向格格不入，独来独往。 “张野人”是否有变身第二个“周老虎”的可能？ 记者通过罗永斌找到了张金星。12月3日，他如约下山，在位于木鱼保护区的临时工作室中接受了记者电话采访。 要将这些谜底逐一揭开，还得从1994年说起。 1994-1995 “野人”没找到，自己几乎成了“野人” 1994年10月，年及不惑的张金星背着几十斤重的行囊，告别妻儿，进入神农架开始“一个人的科考”，并蓄须明志“不揭示‘野人’之谜不出神农架，达不到目标不刮胡子”。 在此之前，张金星在国内独自徒步探险已达十年之久，他认为自己的使命就是在大自然中探求未知。1993年，他把梦想指向了北极。当时中国民间成立了北极科考探险队，后国家也宣布成立北极筹备委员会,作为民间组织便无权再涉足其间。 “我当时很不服气，一个人徒步十年，他们能做到吗？一股子倔劲涌了上来！这当口一个《人民日报》海外版的记者朋友劝我冷静一点，他说大哥，神农架又出现‘野人’了，那里没有组织在搞这个，可能更加适合你。” 张金星倔劲一转，仿佛听到了“野人”对他的召唤。经过周密慎重考证,一年后，他买了一些科考设备，怀揣2万9千元积蓄，向神农架进发了。 说起头三年的遭遇，张金星一声叹息，“野人”没找到，自己几乎成了“野人”。 当地山民觉得这个大胡子很奇怪，足足一米八的大个子有点瘦，但非常结实，看起来脸色苍白、表情木纳，有点口齿不清，还有一双雌雄眼，一只眼睛大，一只眼睛小，据说他左眼直视前方时，右眼可以扫描周围的一切。这个奇人在南天门一个陡直崖壁下的石坎里搭了茅屋，时不时背个百来斤的行囊下山也不知道在干啥。后来知道他是在找“野人”后，山民们更觉得不可思议，因为他们自己都不怎么相信“野人”之说。 “那些日子我甚至觉得自己过得比‘野人’还不如，为了怕野人闻到气味后避开，我戒了酒，戒了肉，粥和野菜成了我的最爱。唯一的娱乐就是看看动植物方面的书。” 张金星在这两年几乎脱离了社会，过的是半自然的山林生活，科考毫无进展使他的精神支柱摇摇欲坠，积蓄的日益消耗使他的物质日趋窘迫。在不得不接受找“野人”近乎无用功的事实下，他开始反思起做“人”还是做“野人”的问题来。 1996-2003 爆发人际危机，梦想成为中国的“人猿泰山” 1995年夏,中国科学探险协会组织神农架野人考察,张金星参加进去,才改变了张金星的思虑.中国科学探险协会是挂靠中科院的民间组织，协会下属的神农架奇异动物综合科学考察队队员都是和张金星有着同样兴趣的“野人粉丝”，所不同的是发烧程度。这些“野人粉丝团”的成员平时都从事各自工作，只有听闻目击事件后，才会自发聚合，进行考察、论证及记录。 “他们的设备比我好多了，有知识基础，最重要的是有钱。”张金星直言不讳：“我比他们投入，经验丰富，但没经费还是做不成事的，我有些方面还须依靠他们。” 与此同时，由于一名女驴友的披露，张金星在科考和户外圈内也有了一定的名气。1996年，当这个当初深为感动的女人再次徒步来到张在南天门的大本营看望他时，一面写有“中国科学探险协会珍奇动植物委员会”的大旗已经在茅屋外迎风飘扬。 从表面看，张金星回归社会的意愿愈发明显，实际上他对自然的依恋更加强烈了，其寻找“野人”的初衷开始改变。 “我当初只是想猎奇，想证明自己，现在我想要帮他们说话，帮他们争取生存的权益。这些年我住在山里深刻体会到山民生活与自然的和谐。一到了大冬天，山上的野猪就会跑进山民的猪圈和家猪抢食吃，我觉得这样的画面很和谐。我们人类也应该把神农架和‘野人’分享。不仅是这3000平米的保护区，整个神农架林区都应该还给‘野人’。我希望成为中国的‘人猿泰山’，神农架就是我的地盘！” 1996年，张金星向神农架有关部门递交了一份关于全面保护神农架并将其送还给“野人”的报告。张在报告中要求将神农架完全封闭起来，不许游客打扰“野人”。 这一报告遭到否决后，张金星的倔劲又上来了。他在与记者的通话中激动起来：“我觉得和现代人沟通就是困难，总觉得他们都在欺诈我，只有在大自然中才觉得自在。” 事实上，张金星虽然加入了协会，但和其他会员一直合不来，表示“别看他们雄赳赳气昂昂的样子，根本没专心致志投入到实际行动中，没进入角色，每次‘野人’出来，他们就聚在一起捣鼓一番，就跟看人跳楼，围观车祸似的。他们是他们，我是我”。但是经费问题却一直困绕着这个“野人”。他告诉记者，搞科考不怕花时间，怕的就是没钱，于是张金星开始寻找与业外人士的合作机会。 2004-2006 “张野人”开始在各种公开场合露面，并获得了经济支持 2004年开始，张金星开始在林区活跃，向各方面表达了他一定要找到“野人”的决心。他增加了下山的频率，除了购置生活用品外，他当起了义务向导，专门接待来神农架考察的科研院所等官方团队以及知名户外团队。他的努力为他争取到了实质性的利益。神农架林区政府开始每年拨出1万元作为经费支持。 张金星不满于此，他瞄准了每年两次的“黄金周”，在神农架的主要景点办起了“野人考察回顾展”，现场摆个募集箱，再搞搞签名、合影之类的活。每次搞个7-8天，一年下来，这一块的收入也有个两三万。 靠着这笔款子，张金星在木鱼租了一间60平方米的房子作为临时工作室。工作室按上了电话和电脑，一方面为了整理资料，一方面也为其接受媒体采访提供了条件。此外，工作室周围的邻居也自然成了张金星获取“野人”消息的线索，邻居们会向张转告目击者的见闻. 张金星告诉记者，这里同时也是他下山时的落脚点，感觉就像是度假村，每次下山都要在伙食等方面改善一下。 那么，随着科考条件的日益完善，他寻找“野人”的工作这些年是否也有所进展呢？ “你别相信网上那些故事，什么我能和‘野人’交谈，给他们治病，要和女野人结婚等等，那些都是别人瞎掰的。其实这十几年，我也就见过‘野人’三四次而已，而且都是远距离。” 张金星至今一共发现了3000多个脚印、100多根毛发，还有大量的粪便，甚至头骨。这些物证目前都收在工作室里，虽然绝大多数都没有经过有关部门的认证，但他本人却显得很有把握。 张金星向记者透露他引以为傲的研究成果：“我曾经按照这些年‘野人’出没的频率以及神农架的人流做过统计，每1万人中13个可能在一生中遇到‘野人’。我和他们那么有缘，只要我坚持下去，就一定会有结果！” 缘分和科学本来就是两码事，因此记者没有追问张所使用的统计方法以及所谓的数学公式。让我们把关注点移到“11.18”上，姑且假设老天在2007年真的再次把“野人”带到了张金星的面前，听听“张野人”最新的故事。 2007 打算等下雪后继续追踪，希望能拍到“野人”的照片 “11.18”事件是2007年发生的首次目击，张金星首先向记者解释了本文开头所提到的疑点。偶遇王东他们的那天是 11月19日，他正从神农架南天门考察归来，听完关于目击“野人”的描述，他并不十分惊讶，因为这样的报料几乎每年都发生三四起，最多的一年多达七次，但考虑到目击者之一张可健是“越野e族湖北大队”的车友，这个组织在业内有点名气，有十几万成员，成员都是具有一定相关知识素养的高级白领，而且目击者又信誓旦旦以人格担保说昨天还带了两个保护区的管护员去看过现场，因此张金星认为他们的话具有一定的可信度，立即给林区发了短消息。 “科考和抓小偷差不多，‘野人’被惊动后短期内一般不会再在目击地点出现，科考人员好比警察，能做的只是在现场查找脚印、毛发等遗留痕迹。我发了短消息后，林区一定会派那些人去做这些事，”话里的“那些人”指的是协会其他会员，张金星和他们“划清界限”已是公开的事实。 不出他所料，第二天徐晓光、游文海等会员接到罗永斌的通知后来到了事发现场，证实了“草地上凌乱的脚印”和“被扳断的树枝”。不同尺寸的脚印吻合了目击者“一高一矮两个野人”的说法。 调查人员又通过里叉河林业管护站的管护员叶兵和熊家军获取了王东的住址，连夜赶往温水，找到了王的妻子。20日下午，两位目击者的电话被相继拨通。两人的讲述如出一辙，前后也没有发生矛盾。通过录音，调查组获得了人证。 11月24日，张金星和罗永斌通了电话，询问调查结果，得知没有找到毛发后，打算亲自去一次现场。26日，尽管内心仍然坚持“我和他们不是一起”，张金星还是和罗永斌、姜勇，连同目击者王东以及管护站的证人一起来到了第一现场。一行人终于在脚印周围的树枝上发现了7-8处极为纤细的浅白色毛发。 张金星认为，这些毛发可能是“野人”逃走时挂掉的绒毛。于是，张金星对这些毛发寄予了厚望。 说到这里，他重新流露出兴奋的情绪，兴致勃勃地讲起了这次目击和以往相比的五大不同：第一、发生在大白天，看得很清楚；第二、目击者之一张可健是准专业人士；第三、目击者王东经常进高山采药，野猪狗熊见得多了，因此也具有一定的辨别能力，而且他的邻居都说小伙子为人诚实，没有说谎的理由；第四、目击者多达五人，并非孤证；第五、以往“野人”都是海拔1900米以上发现的，这次目击发生在中山川区，海拔只有1600米左右，临近考察区，可以直接取证，而且事实也取到了毛发和脚印的样本。 张金星表示，目击并不等于发现，他计划再等个20天左右，等到神农架下雪后，再去山里进行一次大范围的搜寻，同时调查“野人”活动范围内的生态环境。 “下雪后，出没的痕迹就会变得明显，而且这次‘大野人’还带着个‘小野人’，应该更容易找到，希望到时能拍到野人的照片，取到更铁的证据。” 我不是＂周老虎＂ 第二 说到照片，让人不免想到了最近名声大振的“周老虎”。张金星说他还专门和国家林业局动植物保护权威的刘永范讨论过这个话题。 “根据我的经验，这张照片是假的。野生状态下的动物姿态没有那么呆板，老虎背后的树叶间隙也不自然。我想华南虎应该还是有的，是‘周老虎’急于取证造了假，不然就是被某些人给利用了。”显然，“张野人”对自己的科考能力十分自信，他继续说：“我要是以后取到了‘野人’的影像证据，我会把照片、实物连同这多年来的考察记录一起公开！” 当记者询问将来是否考虑和其他协会成员合作时，张金星坚决表示“不可能，绝对是各考察各考察，如果他们冬天也进来找了，那我就从另一个方向进去。” 最后，记者小心翼翼地询问了他的生活问题，这个倔强的大胡子给出了一个同样斩钉截铁的答案：“你如果是指我以前的老婆和儿子，那么告诉你，我们自从1５年前就彻底断了联系，分开了就是没有关系了。我现在心里只有‘野人’，他们就是我最亲的人。” 结束采访时，张金星向记者提出了两个要求：一是报道刊发后寄两份给他，二是呼吁有关部门加大经济支持，一年三四万只能勉强维系，如果有个七八万就能加快进程了。看来这些年来，我们的“张野人”仍然保持着当初的那股倔劲，并有将其进行到底的势头。 他们眼中的“张野人” 协会是个民间组织，我们都有自己的工作，是因为兴趣才聚到了一起。张金星就不同了，他是一个狂热的志愿者。他不是个合群的人，他很孤独。不管他领不领情，我们至少一直在物资上帮助他。虽然这么多年，他并没有石破天惊的发现，但他这样驻守在山里本身就是有价值的。就让他慢慢找吧，他可以志愿开始，也可以志愿停止。 作为政府，他们在乎的是结果。不管考察是个人行为还是以协会的名义，林区都愿意并将继续给予支持。―――湖北清江愚人岛度假区副总经理、中国科学探险协会会员徐晓光 除了科研意义，神农架发现野人区域的不断扩大也证明了生态环境的改善。“11.18”的目击发生在海拔较低的中山区域，那里以前是森林砍伐区，现在种植的都是次生林，野人会选择在那里栖居就是一个力证。追踪野人除了能吸引游客，进一步提高神农架景区知名度外，同时也可为保护生态环境争取更好的政策。 此外，张金星计算出来的目击概率仅能参考。神农架的旅游是上世纪90年代起开发的，已经逐渐建成了神农顶、燕天等风景区。虽然在神农架的常规游览路线中，游客都有可能亲眼看到野人。有些自驾车游客如果进入了不要门票的区域，他们将有更大目睹野人的机会。不过，野人对于人类，向来采取的都是回避的姿态，因此见到的机会还是不大。神农架吸引游客的地方在于原始和神秘，像海南、十堰这样虚的“野人谷”，我们是从前没搞过，以后也不会搞。―――神农架林区宣传部新闻办主任、中国科学探险协会会员罗永斌 记者后记 质疑之前，请尊重人类对“真相”的渴求 神农架关于“野人”的记载始于清末县志，上世纪80年代以来，虽然官方的考察曾经暂停，但上报的目击事件也从未间断过。有哲人说过，人类对于神秘自然现象好奇与追踪是一种“高贵的狂热”。“张野人”的出现正是把这种狂热发挥到了一定程度。 然而在现代社会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在某些利益的驱动下，“奇遇与谎言”、“理想与功利”在一时无法得到明辩的情况下，不可避免地被绑在了一起。于是使人们忘记了人类对于真相的渴求，纷纷把关注点从目击事件本身转移到了事件背后的利益驱动，在发布的大多数言论中，质疑和指责占据了大量的篇幅。这回“野人”的目击者王东以及包括张金星在内的调查人员，一个个也都在网上挨了板砖。 回顾“野人”30年的考察史，我们发现在“11.18”之前，社会对于“野人”所怀有的态度历来都是“先热后打”。先是世人关注，媒体出动，一番折腾无法得到验证时，质疑的声音就开始唱起主角，有关方面曾公开宣布“中国不存在野人”，神农架“野人”甚至还在21世纪初被定位为“十大假新闻”之一。其实不止神农架，广西的月亮山野人、大马的柔佛野人等等，也都被戴上过骗局这顶帽子。当然，因为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捕获到一个活的野人，而且时而有企业发布“悬赏令”，这些奇遇受到怀疑也情由可原。可是，我们同样也无法证明“野人”并不存在，目击者是在撒谎。 这“一曝光就挨打”的现象最近特别明显。在“张野人”之前，周正龙的华南虎照片同样遭遇一缸口水，甚至还被PS成各种搞笑图。 对受到质疑的事件的调查与论证理应由相关部门进行处理，在真相大白前，舆论对当事人进行一味指责是片面而不负责任的。某些个人和机构甚至歪曲了探求真相的本意，把严肃的调查变成了漫无边际的调侃和恶搞。 因此，在科研价值之外，值得我们反思的是人类对待真相以及试图发现真相者的态度。撇开利益问题，“张野人”们毕竟付出了常人所没有付出的决心和精力。这种追求真相的“狂热”本身，应该来讲是值得世人尊重的。真相不明前，首先应该停止的是没有根据的指责和嘲笑，毕竟对自然的负责就是对人类自身的负责。 作者系《旅游时报》记者赵宁，本文转自张金星新浪博客。 |